央视《新闻联播》近日对于“新常态新征程”的系列报道，使得“新常态”这一经济新名词为广大公众耳熟能详。那么什么是经济“新常态”，它意味着什么，对于广大投资者未来的投资决策又有何影响呢？本报记者为您做一个梳理。       “三期叠加”下的中国经济
      要想弄清楚中国经济“新常态”，就要先说“三期叠加”这个名词。
      “三期叠加”最早来自于新华社一篇关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文章，这篇文章中提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
      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就是我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所谓“结构调整阵痛期”，就是说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不调就不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所谓“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中国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
      基于上述判断，文章进一步提出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就是既不冲出“上限”，又不滑出“下限”。“上限”就是防止通货膨胀，“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       　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
      基于三期叠加的判断，在5月11日，新华社稿件《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中第一次出现了“新常态”的描述。报道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将这一“新常态”概念结合此前的“三期叠加”，概括为“习近平常态”，即：一是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 二是结构调整的新常态，即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三是宏观政策的新常态，即保持政策定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
      随后，《人民日报》 的一系列文章对“新常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人民日报》题为《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 评论员文章，更将“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视作新常态下的主要特征，认为中国经济必然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结构不合理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隐含风险转向面临多种挑战。
      在同一篇文章中，“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按这个目标算，每年7.5%左右的速度就够了”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华泰证券首席分析师徐彪更认为：新常态=进入7.5%增速通道。在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核心就在于围绕7.5%进行“区间调控”。       就业要比GDP增长更优先考虑
      为什么7.5%还要加上“区间调控”，这就必须说到“新常态”下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中央领导人在决策时，最关心的是什么？
      李克强今年6月曾对此有一个解答，他指出：中国今年确定了GDP增长7.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CPI涨幅3.5%左右等主要目标，只要有利于支撑比较充分的就业，经济增长比7.5%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的。
      显然，在李克强看来，就业的优先级要比GDP的轻微下降更高。
      而这一调控思路，近期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中国金融》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模式》的文章，更是做了调控政策选择上的进一步阐释。
      马骏说，如果政府宏观调控目标是保GDP，那么最有效的手段(即同样的财政刺激资金带来的GDP增长)是投资于“铁公基”，因为其投资的乘数效应远大于1。相比来说，刺激消费的乘数效应一般小于1。但是，大量投资于“铁公基”会加大杠杆率和潜伏在未来的金融风险。如果政府的调控目标是就业水平，那么应该用同样的钱更多地去支持消费、中小企业、服务业。虽然这对GDP增长的提升不太明显，但能创造更多的就业。
      如果政府的调控目标是将失业率稳定在合理水平，那就不光要看刺激政策能提供多少新的就业，还同时要看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如果劳动力供给增长减速，那么为了维持失业率所需要创造的就业就会更少一些。从中长期来看，我们的调控目标应该从保GDP增长逐步过渡到保证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即均衡失业率).       调控从西医式转向中医式
      那么，在“新常态”经济格局下，在7.5%的增速区间和关注就业的大背景下，未来宏观调控会采取怎样的办法呢？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可以形象地认为未来调控将从传统“西医式”转向“中医式”。
      管清友指出，以往调控更倾向于从需求端入手，通过“大投资”、“宽货币”实现总量宽松、粗放刺激，弥合产出缺口。这种思路类似于西医疗法，一生病就要吃止疼药、打抗生素，对疼痛的容忍度低。然而，这一方法往往有严重后遗症，管清友认为眼下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无疑就是此前2009年4万亿元政策保住经济增长同时带来的后遗症。　　在管清友看来，未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将是“中医式”的，主要通过促改革和调结构消化前期政策，发掘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他认为，未来调控思路将如习近平所言，“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具体到财政政策上，管清友认为我国将告别传统在投融资中占主导地位大量资金投向基础建设的“建设型财政”，而是通过简政放权，变为“开渠引水”的“服务型财政”，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建设和服务，同时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投资重点从经济建设向服务民生转移。       缩短企业融资链条整治层层加价
      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亦是“新常态”下调控的重点。
      李克强不久前部署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时指出，“要缩短企业融资链条，清理不必要的环节，整治层层加价行为。理财产品资金运用原则上应与实体经济直接对接”。
      8月1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要求金融部门采取综合措施，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具体措施包括：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适度增长、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缩短企业融资链条、清理整顿不合理金融服务收费、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完善商业银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加快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积极发挥保险和担保的功能和作用、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经济新常态，如何适应？《人民日报》 题为《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 的评论员文章给出了多点建议，包括：一是冷静理性，不急不躁，顺势而为。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速放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轻易不搞强刺激，不踩大油门；同时又要坚持底线思维，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冲击，力求经济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既不过速，也不失速。二是积极主动，开拓创新，尽力而为。新常态是新的探索，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质化宽松”和“量化宽松”有啥不同　
      在财政政策转向“服务型财政”的同时，新常态下我国的货币政策将是通过优化结构调控，而这一思路亦被称为“质化宽松”，以示与美国 “量化宽松”的区别。
      目前，经济学家普遍预期央行不会再次推行大面积的货币宽松政策，而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中国金融》上发表的《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模式》一文也明确强调“过度使用货币信贷扩张则必然导致杠杆率大幅上升等长期后遗症”。
      相比全面的货币宽松，近期央行一系列定向调控手段广受关注。
      此前，央行频频采用“定向”手段进行微刺激。根据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描述，两次实施“定向降准”，优化流动性投向与结构，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而8月14日印发的 《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更是明确强调通过定向放松的方式为棚户区改造、铁路、服务业、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和“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提供有力支持。　　经济学家普遍认同上述调控手段，认为既可确保有助于调整结构的领域获得货币政策的扶植，但同时又避免整体资金宽松带来的后遗症。而“质化宽松”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       1.消费需求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2.投资需求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投资机会涌现
      　　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3.出口和国际收支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4.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5.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6.市场竞争特点从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
      　　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
      　　7.资源环境约束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8.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特征的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
      　　9.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宏观调控
      　　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